我又“红”一回，是因为职务的变迁。有人认为我是“矫情”，我没有pic。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本文章作者也许写出了我部分“心忧”，也许作者对医改研究不深，没有表达我的完整意思，但是作者也表达了顾虑：“写廖新波很难”。是的，因为医改很难！原题目：巡视员廖新波的两个遗憾   作者: 马晓华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时间: 2014-07-16 06:04:46

　　“医生波子哥”红了，这跟他三个月前被免去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有关。虽然在任上，他的知名度仅限于医疗卫生界里一著名“谏官”，但是现在，这一“闲官”的声明更是被社会提及并津津乐道，甚至被有的媒体评价为“廖新波现象”。

　　“人们担心医生社会人（化）后会乱，为什么大部分国家就不会呢？这是因为现代的道德素养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昨天，他依然在微博上为医生多点执业问题申辩。

　　而截至发稿时，他又在微博上更新了一句，我认可湖北官员叶青当官11年的这段话：当多大的官让组织上定，做多大的事自己定。做事重于做官。

　　4月，当廖新波的名字在广东省卫计委网站上，从第五位被挪到第十一位（第十五位），职称改为“巡视员”后，他似乎更能自由地以“医生波子哥”的网名在微博上畅言。

　　被升职之后

　　廖新波从副厅级的“领导职务”，升为正厅级的巡视员，是一种“非领导职务”。行政级别是上去了，但不再把位的他在明眼人看来是“明升暗降”。

　　“这次升职虽然从个人角度来讲，是一个正厅级，也算达到了人生的目标，但是对我来讲，来得有点快，我想在最后半年给我就行了。但是现在给我太早了，使我失去想工作的机会。”7月9日晚，廖新波在他下榻的清华紫光国际会议中心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从他笑容可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的落寞，言谈中也尚无半点的抱怨，唯一担心的便是他曾经全心投入的医改工作，目前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如何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仍是他的心头病。

　　他有两个遗憾：一个是“关于加快社会办医”政策文件，再一个就是“医生多点执业”政策文件。

　　这两个文件是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亲自草拟出来的，被他认为是改革最核心、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也得到了医改办主要负责人的认可。

　　“我有些担心它们是否能出台。巡视员以后不负责医政了，这两个文件4月初已经提交上去，至今还没有消息。”廖新波忧心忡忡，对于58岁的他来讲，职位已在身外，反而不担心职位变动对他的影响。他的升职被众多的媒体称为“出局”，也被众多的媒体追捧，一如9年前他开微博一样，轰动整个医疗卫生界。

　　“这一切结果均在意料之中，所以接到这样的通知，看到这样的公告，我一点也不惊讶，有人让我去争取，在中国的官场，这不是靠一个人努力去说服、去争取能改变的。我处于潜规则中，不可逃避，不可申诉，没法维权。”

　　廖新波谙知中国官场文化的规则，自己却又在规则之外。他心平气和地做了交班。“心里感到失意是正常反应，当听到自己钟爱的事业被终止了，会很失落的。但是我早就预料到了，巡视工作是非领导职务，不兼任是正常的，失落是一个过程，不应该作为情绪的发泄，胸怀广阔一点没什么不好的。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没有力争，因为我力争也是两面，已经决定的东西改变不了，不是说知错就改，这也是潜规则。”

　　当前的结果，是否与廖新波此前的言行有关，谁也无法去求证，但是所有读过廖新波博客的人心里应该清楚，他所谈的除了风花雪月，便是自己了解到的真实医改现状，正是因为20年的从医经历，让他对医改看得更真切，更能从细节中看出医改存在的问题以及应该如何做。

　　网络吐块垒

　　廖新波利用网络，把他的意见传播了出去。2005年12月30日，廖新波在新浪网上安了自己的家——“医生波子哥”的博客。与网友沟通无极限的、只谈医改现状的廖新波，无法去想象他到底说错了什么。九年多以来， “波子哥”共写了2400多篇，访问量达到1500万次；至今发了1.2万余条，粉丝300多万。

　　用他的话来讲，博客这个“家”，他把它当成儿子来养，每多一个粉丝，他的心里就兴奋不已。对他来讲，博客、粉丝，仅仅是他想多一条与群众沟通的渠道，无法与他的职场挂钩。

　　“我也很希望跟外界进行沟通，外面很多群众对我们医疗界有很多误解。我现在主管的医政工作涉及的内容很多，不仅是医院和医务人员关心的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一个社会问题。”廖新波表示。

　　在开博客的九年时间，乃至在后来的微博、微信，廖新波一直都坚信，开微博无非是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传播道理。

　　而在他的学生看来，他所说的话，都与他自己无关，而且他也知道说这些话对他的仕途有影响，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他很关注医改的具体措施，去真正解决医院反哺政府，解决以药养医、药价虚高、多点执业问题。

　　通过网络，廖新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拥护和尊崇，但是也不乏偷窥者在窃笑。面对可能的偷窥者，廖新波在2006年4月28日的博客上记录了他的话：“如果说因为我说了一句真心话而乌纱帽丢了的话，这是一个政府的悲哀。”

　　“曾经也有人说我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质疑已经被彻底推翻了。表面上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实际是‘廖新波们’的问题。”

　　廖新波无从知晓，自己是否由于这些话而“被”走到一个边缘，但他已注定要远离他所挚爱的医改事业。

　　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有一幅画，上述：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而在他的博客上，也公告了这样一句话：水，随性可塑，总以一种新的姿态向前推动。“我是水，可雨可雾，可冰可雪；化作春雨润万物，化作河流载舟行。我是这样走来，这样走下去。”

　　这就是廖新波。在人生的很多节点上，都有着“被”字。

　　人生节点上的“医缘”

　　廖新波属于所谓的官二代，在高中毕业时，父亲是广东韶关市科技局局长、研究所所长，但是他从小就不想当官。那时母亲是一名教师，父母的收入一个月100多元，对那个家庭来说，已经足够富裕。

　　高中毕业的他去了当地的工商局，一个月30元，但是工作一年后又去了无线电厂，做了一名无线电工人。对于当时的择业观来说，国有企业的工人的价值远远大于官员。

　　恢复高考后，廖新波被广州医学院录取了，毕业后进入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病理科，后者被列为第三梯队。他在医院工作了十年就当上了副主任。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在1991年办了停薪留职，负笈美国，自费留学。拿着将近十年的收入共3000美元，交了一年的学费1500美元学病理硕士，没有奖学金。

　　“但是去了之后也没有达到愿望，去学校只读了几天书，没有奖学金，心里很不舍得自己的钱，于是便去打工，从餐馆工人、洗衣工、装修工、电工，什么都干过，回国时自己赚了一万多美元。”廖新波讲述了那段在美国的日子。

　　恰值广州省人民医院的院长给他电话让他回国做院长助理。性格直率的廖新波很是担心，毕竟自己过去一直从事的是医疗岗位，并没有管理的经验，所以直接跟院长说自己没有做过，需要用半年时间考验一下自己能不能胜任。

　　一年后他成了办公室副主任，级别与院长助理一样。主任退了之后他便得到升职。“毅力和专一是我的个性，虽然没有从事医疗工作。”廖新波说。

　　医院管理的业绩也证明了廖新波确实是管理的好手，当时他把医院的管理做得有声有色，群众也信任他。“信息化建设是我在全国最早开始整建的，接下来是呼叫系统、预约系统的建立，医院前线服务的概念、医院后勤社会化。”廖新波表示。

　　2004年，廖新波履新原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我被大家推上去的，觉得虽然钱少点，换个环境也可以，谁知道试了一下，也合格了，只能去上任。”谈起人生节点的事情，廖新波觉得都没有费力气，无欲则来得自然。他从此开始了在省厅的仕途。

　　“我有抱负，也确实想做一些事情。但是我的抱负能否实现？那就是组织给我的工作权限到哪里。“他有一种近乎传统儒家的天命感，在江湖与庙堂之间寻求着自己的平衡。

　　这个被免职的“正厅级”巡视员，这样看待“组织的安排”：“也许退休，对于一些工作，在体制外也是可以推动的。”也许，对于未来，他心中另有城府。

　　对话

　　廖新波医改梦：基本医疗全民免费

　　在2009年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后，时任原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就预言：“看病不贵”是暂时解决不了的。这其中的关键是体系和制度的建立，这是两三年内无法明显见效的。他认为，具体看病贵不贵，不要只看比例，要看绝对数的支出。

　　医改虽然已经进行了5年，但是它所存在的问题，仍没有跳脱五年前廖新波所说的范畴。

　　对于被“出局”的廖新波来讲，也许很多人感兴趣的是官场潜规则，而他自己就处于潜规则中。“假如人家说，你是不是说得有点多了，多是多，关键是有没有说错，不说话，难道就是一个好官了吗？我可能说多，但是我没说错。如果说错，领导会找我谈话，媒体也会封我。”廖新波对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没有后悔过。

　　在他的世界里，中国的医改到底是什么样子？《第一财经日报》与廖新波一起剖析了他的医改观。

　　第一财经日报：从你任职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之后，一直从事医政工作，对中国的医改一直持续关注并不断提出自己的看法，你认为当前医改存在什么问题？

　　廖新波：我对医改的呼吁集中点、关键词是政府的投入。医改五项工作：基本保障制度、公立医院改革、公共卫生、药品流通、基本药物这五项哪一个不需要投入？这五项改革除了基本医疗卫生体系，政府是投了钱的，其他没有投很多钱。

　　这是医改里面很欠缺的。李克强总理也说，基本医疗是政府的责任，要管好县级医院，也认识到基层的重要。强基层保障网是建立了，但是网眼很大兜不住。看病难、贵还是没解决。

　　基本药物制度是政府保证基本药有得用、不缺药。现在我们是作为一种考核，实行了零加成，又没有政策的补偿；实行了收支两条线，但又没有很好的激励制度能让医生安心看病，去做好基本医疗。

　　从我的观点，如果要想医疗下沉的话，在基层的人开不到药，那病人肯定要往上走的，从这点来看又应该开放。如果基本药没有保证，基本药物制度就是失败的。现在推出低价药制度，不限价限金额用量，这就是在不断纠正错误。其实，我一直都在指出不足，一直在呼吁。

　　日报：在公立医院改革上，到底哪种方案才是切实可行的？你怎么看待现在正流行的“药房托管”？

　　廖新波：2004年来，那时候还没有医改不成功的报告，我就已经开始研究医改。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管理，要去改变当时所说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正是由于这两句话的出现才开始医改。

　　医院的管理工作经历，给我以后的医改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的财务问题不透明，也没有监管，就算有些地方有财务总监，那也是自己的内部总监，上级都没有监察。医院存在作假，不管原因是什么，如果有事一查，法人要背负责任。现在没有人去查，放任自流，就像脱缰的野马。

　　注意公立医院的盲目扩张我也很早就提出了，看到医生往上跑，患者网上游，说明我们投入机制和其他机制是很有问题。现在这样投多少钱到基层都没有用，石沉大海。这个说起来，问题还是挺复杂的，有病人的就诊观念、有医务人员服务水平、更有报销制度。特别是报销制度都是“鼓励”患者往上游，鼓励医院多“创收”。

　　在药物制度改革里取消以药养医依然没有办法，因为有很多补偿没有跟上，不能真正做到零加成。药品流通改革其中说要取消药品加成，现在反而出现很多像药房托管乱象出来。

　　所谓的药房托管其实就是一种利益的重新分配，本来是医院通过药品收入养医生、养医院的，现在要与托管公司在分利益，级削弱了医院的经济更没有切断药品加成，药品回扣现象根本没有触动。这种现象，业内人与知情者都知道，但是总没有人从根源上去禁止。

　　日报：对于医改，你曾经说了很多真话，甚至直指一些问题的核心所在，你觉得哪些真话可能让人难以接受甚至误解？

　　廖新波：首先是医改新方案年底是否出台的问题。当时有领导说在2007年年底出台，我说年底出不来，没有两到三年是出不了台的，果然在两到三年后才勉强出台。虽然出台的方案我也认为有可取之处，还算是一个很理想的文件。但是，我要实现这个文件的蓝图，就像在月光下行走，看上去很美丽很憧憬，但月色朦胧，路难走。假如没有航灯，漆黑的路怎么走？什么时候到天明？如果是上了月球，依然落不了脚，永远漂浮着。

　　这就是我的一个判断，事实上到医改的今天，我们再一次提出医改必须整体推进，必须要有去权威和熟悉医疗规律的部门执掌，才能持续下去。目前上至顶层，下至基层，也已经看到我们遇到的问题——医改驶入深水区。医改进入深水区，深水区意味着什么，就是利益博弈，实现我们的理想，就要有壮士断腕的气魄去蹚这浑水。

　　其实这5年在微博中都反映出我的担忧。我一直忠于我的观点——政府必须做好政府应该做的部分。从一开始，医院的的困境除了政府投入不足之外，更为“壮烈”的就是医院反哺政府，这是我从牛津班学习了公共管理理论之后总结出来的现象。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在更多的部门视而不见，一直没有去纠正，反而默认了这种中国特色。

　　中国药品虚高作价也是中国固有的特色，谁都知道定价部门在哪里。但是，对于药价虚高的问题，我剑指发改委，说出了事实。当然，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做了不说谎的孩子，也引起别人的不高兴。

　　日报：对于医改中存在的问题，用你的医改观，该如何改下去呢？

　　廖新波：我的医改观，是三个回归。首先，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回归。目前我们的公立医院实际上没有多少个国家认可有公益性，这是个大家认定的事实。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在政府没有很好地履行到责任！鼓励公立医院在市场上奔跑，趋利行为严重。医院的发展也是通过诸多“政策”发展的，不是通过政府投入，所以公立医院公益性一天不解决，看病贵、看病难依然存在。

　　第二是医护人员劳动价值的回归。医改讲“两性”——公益性和积极性，积极性从哪里来，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得不到认可，也只能“体外损失体内补”（体，体制）。现在不管护士、医生都没有真正体现他们的知识价值和劳动价值。我们可以从看每一份厨房和一张出院收费账单，就知道医护人员的价值几许。对医护人员的价值不尊重其实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医生价值的不认可，也是很多医患矛盾升级的根源。连白岩松也讲，不尊重医生就是不尊重生命。这些基本共识却得不到广大社会民众的认可。

　　第三个是尊重生命的价值观的回归。这个跟前面讲的医生的劳动价值不一样，尊重生命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管医生还是患者，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尤其是政策的制定对生命的尊重更起决定的作用。有一句”劣币驱逐良币“的说法，用在”以药养医“政策的做耐用最为贴切。”以药养医“就是不尊重生命，用多开药来赚医院发展的本钱是有违伦理的。

　　国民的整体医学素养下降、过度医疗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生命的尊重要贯穿医疗改革的全过程，政府就是要维护投入的公平性，政府应该维护社会公平。

　　有资料表明，政府64%的钱是投在城市大医院，县级医院才百分之三十多，其他百分之十几。这样的投入缺陷是基于以疾病为中心的投入，而不是预防，所以我们对健康教育做得很不好。

　　强基层、保基本、建机制。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内容很清晰，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很不理想。几乎所有的人都盯在医院的业务量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病人呢？为什么医改之后，病人越来越多呢？是不是真有那么多人需要看病呢？原因无非两个：不注重预防和小病大治。我医改的梦想是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这个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是解决基本的而不是统包的。

　　基本医疗是根据财政支付情况而实施的。基本的内容还没有确定。基本医疗不是全部报销的。如果我们控制了过度医疗，注重公平使用有限的公共财政，加强社区医疗，那就更有可能实现了，现在过度医疗浪费很严重。

　　日报：政府该怎么投入？投到哪里？具体的措施是什么呢？

　　廖新波：政府的责任无非由两个：提供服务，建医院；购买服务，扶持社会办医。我们现在既没有投入，也造成公立医院垄断而趋利。如果政府投入的，它对全民或有社保的提供的服务价格应该是总支出减政府的投入，而现在支出成本高于公立医院的民立医院也在同一个价格上，民营医院情何以堪？

　　在国外，在香港，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和自由执业医生的收入平均相差不多，政府就是按照市场价格买医生的服务、养医生，为民众提供”廉价“的服务，而不是通过医生想患者的口袋掏钱或过度医疗来维持医院的发展。公益性，杀手锏是要切断医生的各种趋利动机，药品、检查、手术等，这些都应与医生的收入无关，医生的收入完全由市场定价，医生的违法行为一定要依法惩处，对于收受回扣依法严肃处理，这样才能解决当前出现的由大药方转战过度医疗的状态。

　　另外推动人事制度改革，医生福利社会化、评级去职称化。科研并不是对所有的医院有意义，职称并不是对所有的病人有作用，晋升职称的论文从广义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因此，医生多点执业是走向医生社会化的过程，推动它可以撬动所有的改革，除非我们不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