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是，这个案子的是非，主要的，无非两个“点”。

　　从司法规范性，也就是司法权威这个主题出发来看，第一是非，还轮不到证件问题，而是那个罚款决定。

　　且不说罚款这个决定的做出需要如何的规范过程（调查笔录，认定违法违规事实，内部审查审批等），单说必不可少的《罚款决定书》，迄今，第一，没见到合法有效的决定书。有人说，有有有，网络上都贴出来啦。就那件儿物事，谁好意思说那就是合法有效的文书，不好意思，我要说，法律ABC不过关。第二，就正规渠道来说，没有人送达一份《罚款决定书》。又有人会说了，视频里看到“我院干警”在病案室丢下了一页纸吧？罚款是罚的谁？是病案室或者病案室的某位工作人员么？还是当时医院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人代表在场接待？都不是。想罚的是法人单位省人民医院，其法定的被送达文书的部位，是办公室，或者收发室。否则，那你丢在病案室，与丢在走廊，丢在太平房又有何异？

　　也就是说，生效的罚款决定这件事，严格来说，到如今似乎只能说尚不存在。

　　第二是非，就是身份证的争执。

　　首先，我认为病案室的人有点儿多虑了，多事也就找事了。试想，反正是强力部门来的人，你也不是没有查核他们的介绍信和证件，至此，即便后续弄出啥“隐私权”问题，也都可以往“我院干警”身上一推即可。

　　第二，病案室人坚持要看身份证，有错么？尽管有多虑之嫌，太认真了，但也没错。“经办人本人有效身份证明”也许包含几十种证件，但，身份证是其中之一，最常见的，我们最熟悉的一种。假如有人能够证明“身份证不属于有效身份证明”，哎，那么，“我院干警”就占这个环节的上风啦。

　　第三，法院派员外出调查取证时，是否有明文详细规定说需要且只需要出具啥文书证件即可？假如有，并且“我院干警”当时依规出具文书证件了，且宣讲了这个“规”，那么，对不起，这个环节，“我院干警”完胜。

　　可惜，没有这个“规”！

　　按照某著名法官的介绍：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向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调查取证时，一般需要出具“两证一信或一函”，两证是指人民法院工作证和人民法院执行公务证，……一信或一函是指人民法院开具的介绍信或人民法院出具的调查公函……。

　　注意，这段话，首先没有说有哪件明文规定，其次，“司法实践中”、“一般需要出具”的措辞，说明具有很浓烈的“行业习惯”性质。用这样的习俗，来对抗病案室人员对身份证是有效身份证明的认知和把握，能成立么？

　　央视节目里这位专家的评说，就事件的整体性来说，我认为不够全面，有选择性说事之嫌。就这个案子的讨论，不止他一人不够严谨。我看到的挺法院的发言，基本都是如此，回避自身问题，有选择性地“看不到”。另外，这次节目可能不好说代表央视的单位态度，我认为只是栏目组的节目而已。因此，有人说“央视判定”，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