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有必要说说有关“死”的话题了。国人忌讳谈死，但是，死亡谁也无法避免，都要直接或间接的面对。

　　关于“死”的困惑，可能主要是以下俩难题。

　　1、脑死亡标准是否需要立法程序或司法判例确认后方可推广，法学界和医学界是有争议的。

　　2、无意识、呼吸机支持下的患者，家属是否有权对其放弃治疗，可否推定患者本人同意放弃生命，法学界和医学界也是有争议的。

　　著名卫生法学家王岳教授认为，一是赞成法学界的主流观点，需要立法程序确认，二是不能推定患者本人同意，应推广预嘱。

　　这些问题，简单商榷如下。

　　一是脑死亡标准之确立，或者说以脑死亡判定一个人死亡，需要人大立法规定吗？

　　我的看法是，不需要。

　　理由如下：

　　1、是传统的呼吸心跳停止的死亡标准，有法律规定么？没有的话，那么，“换个死法”，并不涉及修改法律规定的需求。

　　2、死亡，可能不仅是个生物学的科学问题。人体各系统、器官、细胞所谓的“死亡”并非同步于某个瞬间，而是参差交杂的。何况，体外培养技术或移植可以使得人体组织或细胞几乎无限期“不死”，所以，死亡，没有一个历时不变、全球统一的绝对标准，它更是个社会共识问题。只要生命共同体达成基本一致了，有了共识，也就没啥不可的。

　　3、脑死亡标准的运用，在我国事实上已有很多实践了。

　　第二是呼吸机“拔管”家属可以做主吗？

　　对于没有意识不能表达又无法恢复的病人，他就是“无行为能力”人，其家属就是法定监护人，完全有权“替他”做主。做主放弃经过那种经过严格医学判定的没有了实际意义的支撑措施，比如呼吸机辅助的管道（而其他管道，比如胃管、尿管、气管切开套管仍应保留）。换以输液等保守的“舒缓”措施，生命之灯平缓、自然地熄灭，至多算是“消极安乐死”吧，何罪之有呢？

　　当然，对于未来的工作，未雨绸缪更好，生前预嘱也确实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