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生朋友被打过，那天晚上，当知道他们的病房有“医闹”时，我担心得一夜无法入睡，却根本帮不上忙，无能为力。

　　对“伤医”报道，我有着本能的抗拒和回避。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失去了一名记者看到“猎物”时的本能。

　　当发生伤医事件时，激烈的矛盾冲突，刺激，暴力，总能引来媒体极大的关注；然后是有关部门不痛不痒的空洞谴责；媒体再曝出伤医背后的“隐情”，有关“专家”一通分析，然后一个暴力行凶事件，成功地被转移为剪不断理还乱的“医疗纠纷”“医患矛盾”，进入无休无止的是非持久战。事件降温了，媒体和无关的人也失去了谈论的兴趣，转而追逐新的热点。

　　伤医如今就像是一个让人麻木的符号，每一次都是重复“伤医——谴责——呼吁——悄无声息”的过程。严重的杀医案，你还能看到一点后续报道；而其他的伤医报道，就像是一部三流小说，虎头而蛇尾。

　　回到现实中，闹事方挨个批评道个歉就抱着钱走人，医疗机构无论医生有错没错想着赔点钱息事宁人。而医生，打了也就打了，回去自己舔舐伤口自我疗伤，以后整点防身装备，学点防身术……对不起，在这个问题上，我又无可避免地陷入消极。

　　我只想说，面对伤医，如果帮不上忙，又无法替他们挨拳头，无法替他们痛，只能发出几声“真可怜”的感叹的话，就请不要围观了，散了吧。

　　伤医类新闻，如果不能告诉大家，打骂医生带来了什么严重后果，那么，请不要再公开报道伤医事件。因为，这样的报道，除了在把被打的医护人员的伤口公然撕给别人看，一次次渲染医生群体“物伤其类”的愤怒之后无疾而终的失望，除了带来“破窗效应”，告诉大家“很多人都在打医生，没人会管，你也可以打打试试”之外，几乎起不到更多的积极作用。

　　其实，伤医，从来就不需要讨论的，因为一旦动手，就不是“医患”，而是施暴者，是凶手，是罪犯，是很清晰的刑法框架内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空缺法律的盲区，需要推动立法这样的大手笔才能解决。

　　伤医问题解决之难，不在技术难度，而因为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讲一个故事，有关民国年间贵州省省长周西成的故事。这个周西成，原本不学无术当了兵，而仕途却是一路顺风，在1926年时当上了贵州省省长。当时的贵州是个烂摊子，有两大顽疾：一是贪官凶，捞起来不要命；二是土匪猛，似乎没人治得了。而这个一介莽夫周西成一上任，就凭一招，竟治好了这两大顽疾。

　　其中，治理土匪是这样的。那天，周西成让省县官吏去城隍庙宣誓，然后他公布了一条政策：以后境内，但凡百姓财物遭劫，损失先由辖区官吏掏腰包补偿，等案子破了，再行返还官吏的补垫。听到这个政策，官吏们全都惊呆了，内心几乎是崩溃的。可是他们不敢抗议，周西成是个没文化的大头兵，杀人不眨眼，跟他能说得清道理吗？

　　无可奈何，大家打道回府。回去之后，贵州又发生了一桩奇事——几百年没人治得了的土匪，竟然全都消失了！土匪哪儿去了？

　　原来，周西成虽然没文化，可是他有见识。他再清楚不过的了，旧时的匪和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再不济也是官无能，或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作为。

　　周西成治匪，带给我们一个启迪——你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知道问题是什么，也必须知道，谁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旧社会的匪患问题看似与官吏无关，其实症结却在官吏。官家掌控着所有的资源，如果他稍微用点心，何至于局势一坏如斯？你看周西成一认真，境况立马有所改观。今天，有心改善医患关系的同道中人更多，或许我们可以对未来抱有一种审慎的乐观？

　　痛定思痛的时刻，我们不能不冷静想想，解决医院暴力越来越频繁的关键，在哪里？是歹徒吗？是让医生们学会操家伙自卫吗？是荷枪实弹震慑性巡逻吗？

　　是责任制！

媒体的责任，正是推动建立这样的责任体系，不再仅仅报道医生如何被暴打，更要让人看到相关部门是如何各司其职，法律是如何发挥作用，被伤害的人是如何在公正对待中得到安慰重新获得前行的力量。

　　作者：戴志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