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卫计委发布了打击“号贩子”、严禁个人加号的相关措施，在叫好之余，我们在也该从医生和互联网医疗从业者的角度来看看：为什么加号是必然存在的、为什么号贩子不应该人人喊打、政府这样的举措能否解决看病难。

　　2016年2月6日，国家卫计委发布了这样一条公告：

　　为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方便广大患者，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组织有关单位共同推出构建公平有序就医秩序、打击“号贩子”的八条措施。

　　一是实行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以市属医院为试点单位，通过扩大非人工预约方式、扩大导医服务等工作，主动提供预约挂号的咨询、引导、指导和帮助。

　　二是建立医疗机构间层级转诊网络。建立基层医疗机构与上级医院间的转诊机制，保障转诊患者优先就诊，确保疑难危重症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三是推出知名专家团队服务模式。开展知名专家团队服务试点，提高知名专家工作效率，确保患者得到最适宜的治疗。

　　四是在市属医院内统筹调剂普通号。对于在市属医院挂不上普通号的患者，可在其他市属医院的同专业普通号内进行调剂，尽快让患者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

　　五是严格加号管理。统一号源管理，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条，利用医院信息系统严格加号管理。

　　六是落实“实名制”挂号。要求各种渠道的预约挂号必须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挂号，严格控制“号贩子”利用假身份证占用号源的行为。

　　七是加强宣传引导和秩序维护。加强对患者合理就医的宣传引导，引导患者有序就诊。与公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严打使用假证件挂号倒号违法行为。

　　八是建立违规利用医院医疗资源监督举报和处罚制度。建立群众举报制度、协同查办制度和联合处理制度，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对医院内部人员参与倒号现象进行严肃处理。

　　事件的起点需要回到2016年1月底，一名女子在挂号大厅内大骂号贩子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矛头直指“看病难”、“看病贵”。女子声称号贩子把一个300元的号炒到4500元，不仅如此，还和医院内的保安勾结起来，抢占正常的排队渠道。

　　随后，北京市卫计委称“长期以来，多次配合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击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就医秩序的行动。今后，也将继续配合公安机关做好相关工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医疗机构内部管理，做好预约挂号平台建设，为患者提供正常的就诊秩序。”也就有了年前推出的这八条整治措施。

　　卫计委快速的反应和一系列措施出台令围观群众们一片叫好，不过对于体制内的医生和众多以加号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互联网医疗公司来说，他们看待这则新闻的角度有所不同，尤其是针对第五条措施中“严格加号管理”这一项。

　　医生的角度

　　采访到了几位在职医生，普遍的观点是支持有序加号。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观点：

　　① 加号是必然存在的。我国的医疗资源供极度不平衡，需求量往往超出承受能力。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例，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门诊量就超过2万。但凡有机会，老百姓都会选择找主治医师看病，因此很容易造成号源紧张。

　　②从人性本善的角度来说，医生是支持加号的。在实际情况中，有些老人、复诊患者挂不上号，就会去找大夫加号。在医生工作强度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医生通常会接受加号，毕竟病人确实有需要。

　　③从收入的角度上来看，加号能够给自己和医院提高收益，还能满足患者需求，是多方共赢。

　　④加号不能无止境。医生除了门诊还有手术、查房、会诊、值班、上课、做课题研究等。本来时间就有限，而医生接诊一个病人常常需要花时间了解病史、详细询问病症并做好安顿。这一番下来至少需要6-7分钟。一个医生8点-12点之间平均也就看30多个号，再加上三甲医院人满为患，有限的供给是无法完全满足需求的。现场很多人围着医生加号常常导致医患纠纷。

　　⑤医生希望把珍贵的加号资源给到最需要的患者。同样来看病，有的人只是头疼脑热，有的人从外省赶来有急重症，但作为医生无法在前期进行分辨，这也导致了一部分加号资源被浪费。

　　⑥现有的预约加号平台能一定程度上起到筛选合适病人的作用，但还无法规范患者行为。如果遇到病人迟到一小时等情况，还是会浪费号源。

　　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医生依然可以在HIS内网系统里直接加号。

　　⑧如果体制内无法满足加号需求，医生会选择通过多点执业满足这一部分需求。

　　互联网医疗创业者的角度

　　e陪诊和早医挂号创始人岳建雄认为加号并不能够增加供给，不是一种好的模式。他表示：（此举对于很多互联网医疗创业公司会有）较大影响（包括e陪诊在内移动医疗公司95%以上有加号业务，包括电话咨询的业务其实也是变现加号业务，这些公司绝大多数收入都来自这个业务）。加号业务本身不健康，加号的收入几乎80%以上都归了医生个人，能加号的医生本身大多是知名专家，属于稀缺资源，加号的发展只会加剧稀缺，炒高费用，并不增加供给与改善服务体验，不是真正的互联网类型业务，而医生依然躲在体制内，如果加号合法化，医生有合法的灰色收入更不愿意离开体制，医疗改革就是一句空话。移动医疗最终是让医生自由流动，自由执业，靠提高服务质量来获得职业收入，不是靠加号来改变他们的收入状况。改变的是普遍的医务人员，而不仅仅是知名医院知名专家个别人的福利。取消加号，把体制内的甜头关闭，能触动医生加快往外走的冲动与行动。不改变医务人员利益分配与打破医疗资源集中的做法最后都走不通，加号也是个死胡同。上帝关闭一扇门同时就会打开一扇窗，移动医疗公司没了加号业务，只会更好。

　　而传太医创始人苑光波则认为，这一措施的出台对于现有的互联网医疗市场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北京很多医院早已停止个人人工手工挂号”。

　　好大夫在线创始人王航表示，从数据反映的信息上来看，措施发布后相关业务的业绩不降反升。

　　这或许就是创新者应该承受的过程

　　卫计委频频出手让互联网医疗创业者们谈“加号”色变。广州、北京已有措施，据了解上海近期也将出台相关举措打击“加号”。不少有着加号业务的互联网医疗公司也只能巧立名目躲避风头。

　　但事实上，如果加号的基础是提升医患之间的匹配程度、提高稀缺医疗资源的匹配效率的话，实际上就是间接提升了医疗资源的供给。而这些互联网医疗公司做的也正是这样的事。

　　抛开“内外勾结”、在排队现场扰乱秩序的号贩子来说，大部分的号贩子也是提供了一种更优的匹配效率。罗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也公开表示过支持这样的“号贩子”。他认为反对“号贩子”的有两种人：一是不够紧急，否则早就花钱解决问题了；而是愿意把钱花在省钱而不是挣钱上，忽略了排队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

　　不过，某地方政府官员私下说的几句话还是相当中肯：互联网医疗在转变医疗体制的过程中，必然跟原有规则发生摩擦甚至碰撞，体制内会一直不断有反对声音。企业应该做的是，经常压线、绝不越线，太规矩就是与现有不合理体制同流合污，太出格就被枪打出头鸟。在政府关系上，建议创业者们：领导说什么先听着，保持合作姿态；不一定要真的执行，利用官僚体制对微观极为迟钝的特点，在细节上突破，温水煮青蛙。还有，具体的业务主管（处室）要想办法熟悉，领先了解动态。

　　还记得鲁迅的一句话：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对待创新正确的态度也是如此，放开手脚让创新者走出一条路，遇到反对的声音不是“一棒子打死”，而是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辅导。对于舆论要有足够的辨识度，不必要为了做姿态而整治。兼听则明，不是谁的声音大就听谁的，而是谁说的对才听谁的。

　　对于创业者来说，在前行的路上，只要自己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其中的艰难、委屈便是必然承受的，时间会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