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西方朋友来中国经商，知道文化有差异，问注意什么，有人建议：与中国人做生意，不仅要注意谈判和签合同，更要注意为人与交情，中国著名的《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就告诉我们，“先拜兄弟，后打天下”，男人们通过相识相处，逐渐产生类似兄弟的感情，在这种感情支配下，大家愿意“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更有甚者愿“同生死，共患难”，体现儒家“义薄云天”的情义。与中国人有了一定的这种情义，做生意就更可预测和更可控，双方签的合同就更有分量，心中更加踏实。中国人特别讲究“买卖不在仁义在”，视“仁义”为做生意的底线。

　　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把握情和理的分寸实在重要。西方人很早就注意如何避免情感干扰理性，尤其是通过公共场合的辩论，更少情感干扰、更加理性才更可能获胜。从古希腊的“元老院”到古罗马的“辩论广场”，成年男性公民享受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精彩辩论，也强化了逻辑思维，形成了理性传统。于是1689年英国议会有了《议会》手册，1876年美国议会有了《罗伯持议事规则》，通过详细甚至繁琐的开会及辩论规则，让情感得以严格控制，让理性的讨论、辩论、争论得以顺利进行。最著名的话就是“坚决反对你的观点，誓死捍卫你的发言权”。从具有700多年历史的英国议会到欧洲最年轻的议会，人们都早已习惯冷静地辩论及争论各种问题。把视线转向东方，看看日本议会、韩国议会，尤其是都是中国人的“台湾议会”，会场上人们经常控制不住情感，辱骂、扔东西、抓头发、掐脖子、撕衣服等时有发生。东方远没有西方的理性传统，也没有类似的议事规则，以及遵守规则的愿望。在公众场合为了“面子”或荣誉人们无法冷静，从而容易情绪激动乃至失控。有管理者讲，在中国开领导班子会的时候，同事间常为一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在许多激烈的争论中，发现人们常维护的是“面子”而不是真理。于是有人建议改进，先私下摸清大家对某问题的意见，有共识再上会；此外，要告诫同事：“当你观点正确，但没找到好的表达方法（别人能接受的方法），最好先不要开口”，以避免不必要的情感冲突。

　　理性让人更维护自己，情感让人更维护关系。中国人不习惯要对问题争出个是非，分出个彼此，而是重调解、多协商，维护情感，维持关系。中国人处理各种矛盾，成立了众多调解组织，包括医患关系调解。

　　人类群体如何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在中国不少地方，有听长者的，有听权威的，有听经验丰富的，有听解决问题成功率高的，最糟糕或实在没办法才靠每人投票决定。有中国青年去欧洲参加培训，全班19个欧洲人，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培训结束前老师让他们集体出去玩两个小时，没想到欧洲同学每个都要发表意见，还互相辩论，最后每人投票决定，时间花去一个半小时。大家并不愉快地只玩了不到半小时。中国青年很不理解，一团队去哪里玩？在中国几分钟搞定，老师、长者、有经验的人就可以说了算，大家可痛快玩近两小时。

　　突出个性的群体与强调整体的群体达成共识显然有差异。而理性更维护个体，情感更维护关系，突出个体会多点理性，强调整体会多点情感。

　　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中国人平时不敢去墓地，除非清明节或其它祭扫日，而欧美人平时乐意去墓地散步、思考。中国人视墓地为通向地狱的路口，欧美人视墓地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中国人历来讲“形藏神”，主形神合一，欧美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就离开，躯体与桌椅一样，是无魂之物不可怕。所以他们可带着孩子在坟场欢声笑语高兴玩耍。而中国人看到甚至想到尸体就想到鬼魂，国内某医学院的解剖教师很有创意，将几具尸体进行胶化处理，并分别摆成打球、踢球和做操等姿势，计划在全国搞一次巡回“人体展览”。第一站来北京，一个多月没人敢去看，有胆大的去看了的告诉我：“走进那个人体展室，只觉得阴风惨惨”……看到尸体就想到鬼魂，形神不分，心生恐惧。同理，中国百姓遇亲人在外地去逝，会尽力将尸体运回家，形体回家，灵魂就回家，因为形藏神，形神合一。四川汶川地震时，有农民妻子亡去，他将妻子尸体捆在背上，骑摩托车回家，就是这个道理。

　　大约在公元1500年，有个比利时青年维萨里，他从当地绞刑架等多处偷尸体回自己的密室，认真解剖，仔细观察，详细记录，整理人类第一部人体解剖书《人体之构造》，有了这书才有解剖学，才有生理学、病理学……才有现代医学。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像维萨里这样勇敢的人，最胆大的只是明未清初河北玉田县人王清任，他不敢扛人尸体回家，却经常去乱坟岗，看那些被豺狼或野狗咬烂的人尸体，认真观察和记录，尤其是纠正前人的不少错误，最后写了本中医最早的解剖书《医林改错》，很可惜他实际上没有解剖，只记载了野兽撕咬后的残体及暴露组织。于是中医还是传统医学。

　　儒家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也使过去中国人不敢解剖尸体，并不愿进行“毁伤”身体的治疗，针灸、按摩、推拿、喝汤药等都不会“毁伤”身体。

　　历史上中国最恨之人，人们想把他“凌迟”、“千刀万剐”，就是将这种人的形体破坏掉，让他魂无处放；而亲友去逝，都希望保证完尸，让魂有地方放，达到“形藏神”。所以曾经很长时间，让中国人捐器官、捐遗体、解剖患者尸体曾经相当困难，但最近一些年有所改观，更多人体知识在传播，传统形神观受到明显冲击。

　　在大自然中，人类可谓“万物之灵”，但比较其它动物，人类的缺陷实在不少，我们不能像鸟一样飞，不能像马一样跑，不能像鱼一样游……于是人类很早就想延长自己有限的机能，然而人类到底有多大能耐？当人类崇拜自然，认为万物有灵的时候，人类无法看到自己巨大的创造力，也无法产生创新驱动。结果有人不想如何发明飞机却在练轻功，有人不想如何发明望远镜却在练.“千里眼”，有人不想如何发明电话却在练“顺风耳”……在人与自然、人与神之间，有人更重视以人为本，更看重人的创造力，尤其是工具的发明与改进，枪炮、舰船、汽车、飞机……不断出现。技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规律的总结，产生了科学。而其中对传统的批判、对权威的怀疑、对实验方法的肯定、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对同行评议的畅导、对创新价值的敬重等形成了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源于西方，成为西方发达社会的群体文化，成为西方科技进步国家强大的精神源泉。对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文化自豪的庞大国家，当年要我们的民众尤其是精英接受源于西方的科学精神是多么困难！

　　可有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明白，没有科学精神就沒有科技进步，沒有科技进步就没有国家富强。面对强大的西方列强，中国别无它路，踏踏实实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让我们的民有族有科学素养，让我们的精英有科学精神。当然，当初阻力之大、波折之多，任何一件涉及现代科技的事件都会引起社会质疑科学、抵制科学，让艰难前进的中国倒退。都读过《梁启超与北京协和医院》，当年梁启超被北京协和医院“误诊”闹得沸沸扬扬，质疑西医、质疑西方科技甚嚣尘上。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认识到此事关重大，涉及我们民族是否能接受现代科学？是否能进入现代社会？所以梁启超撰文公开表态，不要诋毁现代科学、不要诋毁北京协和。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北京协和不仅在中国现代医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现代科学进入中国和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

　　北京协和指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都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创建。到中国去创建东方最好的医学院和医院，把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带入古老文明的中国。老洛克菲勒满怀深情在北京豫王府的旧址上，建起当时北京最宏伟最壮观的中西合壁的建筑群，由于她的壮美和国际化，许多国际著名学者都来看病、参观、参加活动，如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思想家杜威、印度作家泰戈尔……向世界最优秀学习，我们才可能进入世界最优秀。北京协和，代表当时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愿望，把世界优秀文化和科技引入中国，强大我们自己，振兴我们自己。北京协和，正是当时中国向世界文明打开的窗口，协东西之德，和天地之道。

　　北京协和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所谓“开放”重要的是敝开向西方学习，多少留学生学业有成报效祖国，多少新技术引进后逐渐成为我们创造的起点。有外国朋友问：“西方发达的科技让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臣服，尤其是东方的日本和印度，唯独中国既愿意虚心学习西方科技，但拒不臣服”，我告诉他，世界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如今只有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仅说明其文明的延续，更说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有了更好的结合。

　　在中国人眼里，科学技术只是工具，即“器”。中国人心中有“道”，孔孟之道、老庄之道、法家之道……“道”在“器”之上，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以“道”驭“器”就是强调“知识是力量，良知是方向”，中国共产党从来主张用科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与“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榨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资本主义精神形成鲜明对比。

　　王阳明讲“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纵观东西方历史，什么是“恶”？“尊贵之人靠征战获得财富，要比卑贱之人靠劳动挣钱更光荣、更快捷。当西班牙人从'大征服'中崛起时，这被称为他们特有的基本信仰，而这种想法得到了（西方）广泛接受”（《欲望与利益》），这世界显然有不少强人认为征服致富高贵，劳动致富卑贱。于是人类更需要可驭“器”之“道”，需要包容的胸怀，需要善良的情怀。希望中国人的谦逊而自信正是促进东西融合的好品格。正如我们能看到西方的优缺点一样，我们也应同样看自己，并真正认识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东西方都有不足，需要结合，需要互补，人类才可能从撕裂走向团结，从破坏走向建设，从战争走向和平，从猜疑走向信任。东西方的思想交流及融合，东西方的科技交流及融合，一直是中国人的重任。谦逊，让我们坚持向发达国家学习；自信，让我们坚持“致良知”，心中有“道”。东方西方，万物都有阴阳，无论阴阳如何消长、如何转化，目标都是“和”，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