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倪海清虽然救治了很多癌症病人，却因为没有行医资格而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的事，引起全社会对民间中医的强烈关注，社会舆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其为癌症病人开展“有罪的有效治疗”上。

　　跟踪报道倪海清案件长达1年多的《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郭芳表示，她采访的金华市法院也承认，他们没有因为倪海清的药无效而抓他，而是因为他没有批文。“他的药有没有效不是我们管辖的范围。”

　　见证了部分患者康复的郭芳还说，“法律一定是不能阻碍社会的进步，但防范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把他（倪海清）一刀切了，即便他的行为对社会是有利的。”

　　不少专家认为，法院在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倪海清的药品有害的情形下，仅仅凭借“无证”就做有罪判定显然没有说服力的，更是有违真正意义上的法理精神。

　　且过去的中医不做任何广告，都是老百姓的口碑去宣传的，中医的水平是靠疗效来体现。而政府部门不会知道哪个民间中医真正能治病，因此其认定和监管都起不到积极作用。

　　据悉2012年5月24日开庭当天，10位患者及家属来到法庭愿意作证。他们当中有患白血病的，还有鼻咽癌、宫颈腺癌、胃癌、肠癌、肺癌、肝癌等不同病症。这些病人的家属甚至曾多次到婺城区公安局、金华市信访局以及政府其他部门，请求放一点药出来给他们“救命”。 其中一位病人家属说，“刚刚看到效果和希望就没药了，你永远无法理解这得有多少痛苦。”

　　而2013年6月8日，以倪海清案为切入点，中国社科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召集了题为 “民间中医的行医用药问题”的研讨会。

　　倪海清的辩护律师黄振兴认为，倪海清在浙江金华治疗肿瘤晚期病人，已经有十来年了。在这其中不仅没有人投诉，反而还有患者给他的感谢信和锦旗。他不但没有损害任何患者的身体健康，反而医治了上百名患者，他对国家是有功的，对人类是有功的。他不应该是国家的罪人，而应该是民族的功臣。他治疗了这么多的病人，救急扶伤，最后把他当成犯罪来处理，他自己当然不服。“难道，他治病救人犯罪吗？”黄振兴反问。

　　其他与会人员也认为，能否出台一些灵活机制，例如对于一些绝症病人，在药监部门的监督下，在病人及其家属的自愿前提下，允许他们试用那些民间偏方，让民间偏方找到出路，也给癌症病人以最后的希望，让“情法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

　　“倪海清案”只是一个缩影，社会的各个角落还有无数个“倪海清”，他们甚至背负着更沉重的冤屈。不管你是否有疗效，只要没有行医资格，情就必须给法让道。

　　河北医科大学中医药研究院教授、中医史专家曹东义说，“最好的法律应该是兼顾到社会情理、道德等多重意义上的要义，而不是机械死扣法律条文。”

　　可是现实呢？远非如此。

　　相关人士透露，2010年在行医的中医人员应该有四五十万人，其中有一定的中医药知识技能和临床实践经验而可以专业行医，却没有合法行医资格的，大概在25万左右。而2009年具有执业资格的中医师，接近二十六七万。也就是说，执业医师制度把一半中医人才关在门外了。

　　另单凭北京市统计，以前被认定属于一技之长的中医，有资格参加考试的只有40％，考试及格的只有3％，即在以西医模式管理民间中医的模式下，有一技之长的中医97％不能执业。全国来看，民间中医境况可想而知。

　　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李泽庚还曾介绍，“我们曾经花了3年多的时间，走遍全省17个地市105个县区，走访了近千名民间中医，发现很多都没有行医资格。但是，据后来统计，这千名民间中医中，拥有真材实料的方药和技术多达846个。”

　　面对当下，许多处于最弱势，作为当局打击对象的诚实行医的民间中医，杏林居士沈文朋曾痛心道，医生救治病人，谁来救医生？他们提着脑袋治病救人，吃着危险的饭，这是世界上最悲壮的职业！

　　民间中医过去是传承中医的主体，现在仍然是传承中医的主体，未来更是促进中医发展的主动力。中医行业需要从《执业医师法》中脱离出来，建立以《中医药法》为上位法的独立法规体系，按着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制定相应的管理内容。

　　《中医药法》终于承认了民间中医的地位，并根据民间中医从业人员主要是师承、家传等培养方式的实际，在充分考虑医疗安全风险的基础上，为他们开辟了转正行医的新途径。

　　虽然此举引起了社会的强烈讨论，褒贬不一，一切还待时间考证。但《中医药法》并不是一些人口中所谓的偏向民间中医，反而是引入了另一种规范。

　　目前，各地《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的配套实施细则也在紧张制定当中。希望届时各地能在实施细则中，真正提供给民间中医一个施展自己的舞台，而不是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