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呼吁，要防止一些地方政府，以公共卫生建设之名，行过度扩张公立医院规模和数量之实。

　　近期，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在武汉召开社会办医抗疫工作座谈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带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的明确信息：国家支持社会办医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坚定不移。这是国家卫健委印发《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试行）》之后，决策层对社会办医行业释放出的一个明确信号。近期，“健康智荟”就社会办医的制度环境，独家访谈郝德明会长。

　　郝德明认为，医疗机构实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以后，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被推上公立医院改革的前台。与此同时，中国医疗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把落脚点放在社会办医上——要加大力度消除社会办医的体制机制障碍，着力构建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问：后疫情时期，随着各地纷纷扩建公立医院的院区、大楼，或新建公共卫生应急医院，非公立医疗行业是否担心健康服务业会出现“国进民退”？

　　郝德明：在公共卫生领域，基本不存在这种情况。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我国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若干个短板和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机制的难点堵点，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同于基本医疗服务。2004年8月，经第一次修订以国家主席第17号令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由此可见，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责任主体是政府，而不是社会力量举办的社会办医疗机构。

　　相比之下，社会办医的服务功能定位更注重与公立医疗机构的差异化服务，这也是国家对社会办医的政策导向和具体要求。所以，社会办医的优势更多体现在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医疗服务或特色专科医疗服务。坦率来讲，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不是社会办医的强项。需要指出的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与医疗服务体系两者有密切的联系，也有重大区别。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要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但并不能因此质疑社会办医是为全社会提供更多医疗服务供给的重要力量。

　　无可否认，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管理后，我们看到的是：一边是公立医院出现扩张潮，另一边是社会资本紧缩医疗服务领域的投资。社会办医发展又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呼吁，要防止一些地方政府，以公共卫生建设之名，行过度扩张公立医院规模和数量之实，如此做法显然与党和政府的政策要求背道而驰。

　　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以及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的当下，社会办医行业对政策有哪些期望？

　　郝德明：截止5月1日不完全统计，全国有5000多名社会办医的医务人员，积极响应协会紧急动员，他们不计报酬、无论生死、凛然出征、援鄂抗疫，占全国医疗队总人数（4.2万人）的10%以上。他们有的血书请缨，有的削发明志；他们自带“军粮”、自驾车辆、日夜兼程、风雨无阻，赶赴湖北支援一线、抢救病患。他们没有包机护送，没有警车开道，更没有政府官员和鲜花夹道迎送！在前不久北京疫情中，社会办医在大规模、全覆盖的核酸检测工作中更是做出了突出贡献。令我最为感动的是，虽然广大社会办医人顶着不平等、不公正、不尊重的精神压力，但是他们忍辱负重、以抗疫救人为大局，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坚持奋战在抗疫一线。

　　作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办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积极投身与疫情斗争和抢救病人，这是国家《传染病防治法》和《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所赋予他们的法定义务与责任。有关部门理应予以一视同仁待遇，然而，从这次抗疫所遇到的困难来看，目前对社会办医的偏见与歧视，主要来自于有关政府管理部门，特别是一些握有权力的干部，而不是社会。简言之，当前社会办医的阻力是政府部门而不是社会，更不是老百姓。

　　更有甚者，后疫情时期，上海有家某三甲医院刚上任不久的院长，擅自强行规定，凡是参与社会办医疗机构学术交流，去看门诊、做手术等的本院医生，发现一个开除一个。是科主任的要免掉，是退休的终止返聘，有专家号的要取消！针对这种滥用公权、野蛮行为，我们要对他发出严正声明和公开指正，若一意孤行，我们将上网公开批评与遣责，并收集材料向上级部门反映，建议对这样的医院领导的任职资格要进行重新考核和评估。我们希望这样的院长不要和社会办医作对，不要为此破坏自己的名声。据有关行业调研报告显示，多点执业乃至于自由执业或参与社会办医，这是广大有理想、有抱负医护人员的追求与向往。

　　201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文件要求：“落实‘十三五’期间医疗服务体系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允许符合条件的在职、停薪留职医务人员申请设置医疗机构。”上述规定为社会办医开拓了发展空间，但是个别地方政府官员对这些政策要么装傻充愣，要么置若罔闻，他们往往以“口袋式”医疗规划或卫生监督力量不足为由，人为设置社会办医的受理审批壁垒。这导致许多国家政策在实际操作层面落地不了。

　　背景资料

　　5月22日，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在京召开“社会办医座谈会”。会议就社会办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以及遇到的困难、当前社会办医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行业发展相关建议等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受疫情影响的医疗机构给予扶持。据了解，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已向全国公立医院下发《关于报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立医院经济运行情况调查表的通知》，要求公立医院报送经济运行情况。郝德明认为，在对受疫情影响的医疗机构给予扶持方面，要对公立医院和社会办医一视同仁。

　　协会副会长、三博脑科医疗集团董事长张阳提出：“社会办医能够进一步扩充医疗资源，减轻政府办医压力，弥补政府公共资源投入的不足。一是保障社会办医要与民营经济其他领域享受同等待遇，二是保障社会办医要与行业内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宝石花医疗集团医疗管理部总监刘子沛反映，集团下属多家医院先后被征用为定点筛查和收治医院，共计万余名医护人员投入到多条战线的抗疫工作中。另一方面，却遇到医院及个人医用防护物资配发不合理、医务人员防疫补助关心不到位、竟然有抗疫医护人员被公立医院虹吸并转入公立医院事业编制等不公平问题。

　　协会副会长、北京北亚骨科医院院长肖正权认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于今年6月正式实施，社会办医有了立法保障，也意味着之前出台的社会办医利好政策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无疑是对社会办医极大的支持。他呼吁，同时要完善健全相应的制度化建设，包括社会资源使用管理机制、社会资源承担公共卫生任务补偿机制、社会资源医保服务补偿机制等。

　　问：自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以来，中央和各部委先后印发20余份鼓励和规范非公立医疗（社会办医）的文件。十年过去了，还有哪些文件规定仍未得到落实？

　　郝德明：社会办医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政策，而是现有政策没得到落实。“十四五”期间，要全面落实2019年十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我们发现还有以下政策尚未得到落实。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土地政策方面：文件允许“对闲置商业、办公、工业等用房作必要改造用于举办医疗机构。”有些地区的工业厂房空置很多年，拥有该厂房的工业企业因连续亏损而停业，有民营医疗企业申请将该土地用于设立民营医院，结果土地部门踢给卫健委，卫健委踢给土地部门，办理大厅成了踢球的球场，出现了市场准入的“玻璃门”。

　　二是医保准入方面：文件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办医纳入医保定点的覆盖面，社会办医正式运营3个月后即可提出定点申请，定点评估完成时限不得超过3个月时间。”现实情况却是，很多民营医院成立3年后，医保定点机构都申请不下来。协会的不少会员单位反映，医保问题是关乎医院生存发展的关键问题。有一种偏见，认为社会办医是欺诈骗保的“重灾区”。其实，无论从服务量还是从过度医疗和检查的金额总数来看，个别公立医院更像是一个大规模的医疗骗保集团，而非公立医疗机构似乎是散户的小规模骗保团伙。打击骗保不能只针对社会办医，公立医院也应纳入打击重点。

　　问：文件落实不力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郝德明：主要是两个利益集团的博弈。对公立医院而言，今年他是院长，明年就可能去当卫健委主任。而非公立医疗机构的院长不可能被任命为卫健委主任。尽管社会办医行业希望与公立医疗行业成为一家人，但事实上被划为不同阵营。比如：每年的省级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很少通知我们行业协会、非公立医疗机构代表参加，导致全国52万余家非公立医疗机构对国家卫生健康政策了解不足，导致行业指导和监管严重脱节。

　　还有一个奇怪现象，虽然有一批公立的在职院长，一方面在台上反对社会办医，但私下都有几个民营医院老板的朋友，悄悄的在帮他们，我把这些人称为社会办医的“地下党”，可以说，全国有90%以上公立的院长是社会办医的“地下党”。更有意思的是，临近退休的院长变得会增强社会办医的亲近感，正式退休后，思想仿佛豁然开明了，非公立往往成了公立院长或专家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公里”。

　　在思想认识方面，有一种偏见认为：“公立医院姓公，社会办医姓资，公立医院比社会办医更讲公益性。”实际上，公立医院院长是职业经理人，与公立医院的长远发展既没有必然联系，更没有利益关系。公立医院就算亏损也有财政补贴。

　　除此之外，医疗界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公立医院不姓“公”。他们对科主任都有业务量和经济创收的两项指标要求，这些指标往往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这说明，公立医院存在医疗滥用、过度医疗问题的必然性。医疗服务的目的是要让老百姓少生病、不得病，而不是一味地扩建医院规模和床位数、一味地扩大诊疗量，“以诊疗量论英雄”违背了医疗规律和人民利益。政府关注的是人民群众健康指数的增长，而不是业务手术量和创收经济量的指标。用人民赋税举办的医院，其本意应该是为人民群众反哺基本医疗服务。

　　其实，办医责任感较强的反而是社会办医人。民营资本如果要赚钱，完全可以去办贸易公司等纯商业企业，这些通通都比办医院赚钱。投资医疗的企业家绝大多数是带着情怀来，同时承担很大的投资风险。

　　下一步，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上述深层次问题：一个医疗市场，存在着公立与非公立两支队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很难协调。只有政府下定决心，在行政、人事和财务等方面，让公立医疗机构与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完全脱钩管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亲儿子”和“干儿子”的矛盾关系。

　　问：社会办医行业既面临高准入门槛，也面临鱼龙混杂的乱象。非公立医疗行业如何通过以行业问题为导向，加强行业自律，维护行业声誉，强化行业标准化、同质化和品牌化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确保医疗质量安全。通过行业评价来扶持正能量，优胜劣汰，及时清除行业内个别害群之马？

　　郝德明：2018年，国办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机构自治、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化综合监管体系。”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发起《全国社会办医服务承诺书》，截至2020年8月7日，已有近4000家医疗机构签约，预计未来会有更多机构完成签约。承诺书也是一种行业自律手段。医疗机构公开承诺之后再干坏事，罪加一等。如果发生欺诈行为，该机构将从协会的会员单位中清除，还将在网上公开通报。然而，协会没有行政执法权。建议政府赋予行业协会将违规失信成员企业列入“黑名单”，并向全社会公布的权力。行业协会是内行人管内行人，比政府管得更精细、更务实。未来，可以通过同行举报，加强行业自律，行业协会是政府行政执法职能不可缺少的重要助手。

　　问：近年来，部分公立医院通过技术合作、品牌合作等方式，与社会办医机构开展合作。您怎么看？

　　郝德明：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不能合作成立“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立医院的资金来自于纳税人的财政资金，必须体现公益性。公立医院可以有收入，但不能进行二次分配，否则公立医院就不姓“公”，甚至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有的非公立医疗机构想钻公私合作的空子，把公立医院的“肥水”流到非公立医院的“田”，这是明令禁止的。因此，公立医院和非公立医院只能合作成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然而，有的公立医院成立医院管理公司，管理公司年年发财，下面的成员医院却年年亏损，与社会办医进行利益输送。即便是美国，公立医院也通过“财务游戏”，变相将盈余进行二次分配。不容忽视的是，这是违反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违法行为。今后，要通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杜绝这种现象。具体措施可以是：

　　（1）要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加强财务监管，如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公立医院发起“经济管理年”行动；

　　（2）鼓励舆论监督与社会举报；

　　（3）各级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加强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核查和监管；

　　（4）加大中央巡视组、国务院督查组、国家发改委对重大案件的督查整改；

　　（5）加重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力度，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来源：中国小康网/“健康智荟”

　　原标题：高端访谈|郝德明建议：消除社会办医体制机制障碍，构建公平竞争政策环境

　　作者：梁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