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永远不乏英雄梦想。每逢时道艰难，总期望天降英才，力挽狂澜。

　　可英雄的故事总是挺复杂。有时候英雄是荷马史诗的众神之子，很牛掰也仍然要死去；有时候英雄是五指山下跑出来的一只猴子，他只救你这一次，之后还要跟着师父去西天取经；还有的时候，英雄充满悲情色彩，善意的砖石带你走向地狱之路……

　　把希望寄托在英雄身上，需要有一点冒险精神。相比魔幻文学，现实文学就显得和蔼可亲——没有完美的配偶不要紧，大家一起来扫扫一地鸡毛。

　　当然，每个人风险偏好不一样。公号今天推出的，是中心朱老师关于近期大热的“有为政府”论的讨论，仅供参考，仅供参考。

　　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有为政府”论，近期引发学界诸多争论。理论大意是转型国家尤其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作用，引来诸多解读，也有多种存疑相辩。

　　赞同者如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王勇博士在其文《有为政府与中国宏观政策》中这样解读：“‘有为政府’，其‘有为’不仅包括伸出手去拯救市场失灵，还包括政府下定决心把不该管的手缩回来，把已经存在的不合理障碍扫走，简政放权， 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也就是将自己‘瘦身’。”

　　看到这段话时，笔者第一感觉是：收回胡乱作为之手，应该是政府回归“无为”，怎么能称之为“有为”？若这也是“有为”，那中文的“无为而治”什么意思？出手干预市场是“有为政府”，犯了错误纠正一下也算“有为政府”，对也“有为”，错也“有为”，何为“无为”？

　　依此解释，则“有为政府”无非是：常常犯很大的错误但偶尔需要改正一下错误的政府。

　　一、“有为政府”论的内部逻辑缺陷

　　在林毅夫教授《有效市场也需有为政府》一文中，他这样解释“有为政府”：“对于转型中国家，有为的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面，转型中国家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需要政府给予原有的产业一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过去政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地创造条件逐一去克服。”

　　王勇博士对此的解读是，“……这种‘政府有为’对于市场而言的表现是更加‘无为’：把原来干预之手缩回去了。”

　　字面来看，林教授和王勇博士对“有为政府”的阐述并不完全一致；相较而言，林教授更激进，而王勇博士相对持平。但无论导向其中任一解读，都无法回避这一论断的逻辑缺陷。

　　“把不该管的手缩回来”，亦即此前政府管了不该管的，或是采取了错误的方法管，所以政府要放开不该管的、放弃错误的做法。出现政府必须“缩回手”的问题，这至少说明政府在区分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以及采取什么方法管上存在能力缺陷，比如不知道“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或者是存在意愿缺失，比如明知道比较优势原理但拒不遵守，从而导致经济落后和产业结构扭曲。

　　问题是，既然转型中国家政府因为能力缺陷或者意愿缺失导致落后，那么由做的不好、做的不对转变为做好做对，就需要能力和意愿的提升与转型，这种提升和转变的动力从何而来？这就是“有为政府论”内在的逻辑冲突。

　　在此基础上我们做进一步的追问。过去的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错误，是决策内容的问题，还是决策机制的问题？即便通过提高决策者个人能力和意愿，改良了决策内容，但决策机制不改，制度性问题如何根除？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保证如下条件得到满足：让有能力有意愿的人成为决策者，或者让准确的知识和信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正确建议（比如“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必然转化为决策者的认知和决策，并且得以贯彻执行。

　　解决不了这些根本问题，就不知道所谓的“有为政府”从何而来。

　　二、看待“他山之石”的正确姿势

　　从林教授和王勇博士一系列“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的一个推论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做好，没能成为发达经济体，仅仅是因为缺乏一个认真贯彻执行正确的“政府有为”理论指导的开明政府。

　　然而，少数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发展战略和路径的转型，真的是其决策层认识深化、改正错误的结果吗？即使果真如此，这种转型如何实现，理论上、逻辑上也应该有个严谨的说法，而不能简单地用“政府有为”笼统概括。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此处无可回避：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最优发展路径，到底是“有为政府”设计的结果，还是市场本身通过自由竞争不断试错，并最终摸索出来的路径？换言之，到底是有能力的政府和学者事先设计出一个可以走向繁荣的最优路径，还是事先我们根本不知道何为最优，所以不得不放开自由交易、自由竞争，通过不断试错、优胜劣汰，在不经意间走向了繁荣富强。

　　笔者认为，繁荣不过是自由竞争的副产品，而绝非事先有意设计的结果，当然更不是有为政府的有为所致。没有什么先验的最优路径，只有放开市场探索后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的路径。放开探索总有人摸索出过河的路径，但即便成功过河了，其走过的路径也不一定就是“最优”，而仅仅是“可行”。

　　一些人往往拿日本、韩国甚至美国的一些优势产业的发展历程来证明“政府有为”论的正确，或证明政府是可以通过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来扶持产业发展的。这种事后论证法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些产业发展起来是因为政府的扶持，而非它们本身的发展潜力，有可能政府只是碰巧扶持了一个本不需要扶持的产业。至于那些未能健康发展起来的产业，或许正是因为政府扶持了选定的产业，而挤压了本来极有发展前景的产业的发展空间。

　　上述说法就好比站在一个胜利者面前说“是因为我的帮助你才成功”，站在一个loser面前说“你失败是因为你天生就是个loser”，逻辑上难以自洽，常理上显失公平。

　　这种论证方法也把“有为政府论”导向了“听天由命论”——如果上天给了某个发展中经济体一个伟大的决策者加一群睿智的专家，比如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或者卢泰愚加韩国开发研究院，这个发展中经济体就变成了发达经济体；上天若给了某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昏庸腐败者，比如菲律宾的马科斯，这个发展中国家就“悲剧”了。

　　三、小心！离“计划经济”很近了……

　　所谓“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或者“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政府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且守住界限不越权”，都需要满足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政府能够持续地准确地认识到市场失灵之处，并且给出恰如其分的干预，不缺位、不越位，并且保证干预的动态最优调整，适时介入、适时调整、适时放手。然而，在做这种理论推演时，不考虑政府能力和政府意愿这么一个关键的变量，不考虑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即使在理论上做到了逻辑自洽，其现实意义又何在呢？

　　假使政府拥有了这样的能力，实行计划经济又何妨？

　　奠基于这种不需要论证的政府能力论之上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和计划经济理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计划经济论是说政府全能，能够制定完美计划来布局生产要素，且能够适时最优调整布局，从而实现经济最优且动态最优。“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论预设了全知的政府——凡是政府认为市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和时候，政府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而政府认为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就出手补救。两种理论的唯一区别是，前者认为政府全能所以不需要市场，后者认为计划和市场均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哪个好用就用哪个。

　　林教授用来提出“有为政府”的新结构经济学宣称，第一版第二版发展经济学都错了，然而遥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赶超战略，难道不就是当时认为正确的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的结果吗？第一版第二版发展经济学家们难道不也曾像林毅夫教授这般自信，认为他们为发展中国家找到了繁荣之路吗？实施赶超战略是政府进取有为，执行华盛顿共识是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不都符合林教授和王勇博士定义的“有为政府”的含义吗？事后的结果证明，他们还是错了。

　　四、小结

　　社会科学，尤其是具有非常强的政策含义的经济学，不能脱离实际去谈理论上的逻辑自洽。初中教科书上的自由落体运动分析可以不考虑空气阻力，可是大学里的流体力学讲弹道理论时就必须重点考虑空气阻力。

　　在眼见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力和意愿都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不重点讨论这个问题而提什么“有为政府”论，逻辑上难以自洽。理论上靠不住，政策建议就更谈不上严谨了。

　　本文观点不是全部来自我个人的思考，很大一部分来自我的年轻同事们。去年年底我推荐大家细读林老师的相关文章，彼时她们在微信中的讨论，被我写入这篇文章中。这群年轻人硕士毕业没几年，不唯上、不唯书、不迷信权威，能独立思考。她们以及我这几年在创新性行业（如互联网医疗领域）接触的那些年轻人，让我坚信，不是什么政府“有为”，而是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年轻人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创新能力得以保持和发挥，才使得创新繁荣之路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