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经济改革之前，我国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都处于短缺的状况，那是只能靠发票子和排队来控制需求，强制达到供求平衡。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得我国几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从短缺变成了过剩，但是医疗服务却是例外，大医院的排队长龙和看病难成了一年到头持续存在的现象。为什么我们可以使得所有产品服务变成过剩，却长期无法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呢？

　　看病难的根源在于合格医生严重短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以及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需要快速增长。看病难现象的根源在于医疗资源的严重供不应求。在各种医疗资源中，医疗人才是最重要和核心的资源。人们之所以涌向大医院，并非追逐豪华的医院大楼和先进的医疗设备，而是奔着优质医疗人才而去，而合格医疗人才的短缺在我国已经达到了一种空前危机的状况。

　　2009年我国开始的新一轮医改，迅速扩大了医保的人群覆盖面，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的看病负担，使得许多原来看不起病的老百姓加入了使用医疗服务的队伍。随着人们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各种医疗资源的供给也得到了相应增长，这主要体现在各种硬件的建设上。医院数目和规模有了最明显的增长，各种检验设备日益更新，医疗服务的项目得到很大扩展。

　　然而，从2005年来，我国医生队伍的总量并没有明显增加。而且近十年来，大多数医学院毕业生没有进入临床医生的队伍，改行从事其他工作。而且在我国现有的两百万医生队伍中，有近一半人不具备大学本科教育水平，研究生水平的医生大约为10%。由于医学生的规范临床教育几乎不存在，从而使得医生的医疗水平极其不均衡。因此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合格医生与人口的比例严重偏低。正是由于医疗人才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的需求相应增长，从而使医疗服务供不应求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了。

　　医疗服务行政定价是造成医生短缺的根源

　　我国医疗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多年来的停滞不前，根本原因在于长期压抑的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僵化不变的定价机制。医疗服务价格严重背离了供求规律，我国目前医疗服务价格与其他各种价格之间的比价，已经达到了非常荒唐的地步，医生门诊收费竟然低于理发和洗脚的价格，更是远低于电影票的价格。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医生公开收入的严重偏低，使得优秀人才不愿意学医，医学院毕业生不去行医；医生只能依靠过度用药和检查来弥补收入，医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激化；有限的医疗人才集中在大医院内，造成医疗服务的倒金字塔现象日益严重，看病难问题长期无法缓解。

　　因此，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医疗服务定价机制，使医疗服务价格符合供求规律，已经成为我国深化医改刻不容缓的急迫任务。最近国家发改委、卫生计生委和人保部发布了《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定价。这对于改变我国目前医疗服务价格偏低，合理补偿医疗人员的收入，扩大医疗人才队伍，推动多元化办医，从而解决看病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将医疗服务的价格做了冷冻处理，放弃了价格杠杆对于医疗资源的调节作用。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人形成了思维定势，只是期望依赖增加政府投入来解决看病难问题。尽管我们需要提高政府财政对于医疗卫生的投入，但是只有建立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医疗机构收入补偿问题。

　　放开医疗服务价格并不必然加剧看病贵

　　一提到放开价格和市场定价，人们首先担心的就是医疗费用是否会出现飞涨，从而加剧看病贵。实际上，医疗服务价格只是整个医疗费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多数国家里，医疗服务与医疗产品（药品和检查）在整个医疗费用中的比例是七三开，而我们国家是倒过来的三七开，即医疗服务只占整个医疗费用的30%。在医疗人才的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劳动收入得不到合理补偿的情况下，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就成为一个无法避免的现象，而这种扭曲的医疗服务补偿方式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低效，为医患矛盾埋下了导火线。因此，当我们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逐步消除过度用药和检查时，医疗费用并不必然上升，相反可以通过减少浪费来实现医疗总费用的不变，甚至下降。

　　非公立医疗服务的市场定价将有助于推动社会多元办医，促使公立医疗与非公立医疗之间形成一种互相竞争发展的局面。非公立医疗服务的市场价格可以为公立医疗机构提供一种参考，有助于改变目前公立医疗服务价格严重背离供求的状况。非公立医疗机构先行一步，还可以为整个医疗服务价格机制改革提供经验。同时，公立医疗也会对非公立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一种制约。在目前公立医疗机构占优势的情况下，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难以出现价格过度上涨的情况。

　　解决看病贵问题，更需要发挥医疗保险的作用，依靠医疗保险的第三方来为病人承担财务风险。鉴于单个病人在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弱势地位，特别需要发挥医保的作用，来监管医疗服务方的行为。我们还需要建立医保支付方与医疗服务供给方之间的价格协商谈判机制，保证价格的调整符合市场供求规律。此外，政府需要加强价格监督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职能，防止由于垄断、欺骗和不公平竞争造成的价格扭曲。

　　（原文发表在2014年4月18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