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存在明显短板。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提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城镇化、工业化、老龄化程度逐步提高，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中的短板也俞加明显。主要表现在：

　　一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缺乏，技术服务能力较低。以辽宁省铁岭市为例，2015年初，该市89个乡镇卫生院，在岗职工1910人，卫生技术人员仅占55.8%；本科及以上学历仅29人，仅占1.52%；大专学历227人，仅占11.88%；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3人，仅占0.16%；主治医师或相应职称326人，占17.07%。检验、影像等辅助科室专业人才和中医药人才更是严重不足，一个卫生院连一个能看懂X光片的人员都没有。

　　再以四川省巴中市为例，2013年时，四川省每千人床位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分别为5.28张、2.15人、1.96人，而巴中市三项指标比四川省平均水平分别低23.11%、6.98%、39.29%；99所乡镇卫生院中有的只有1-2人“守摊”，村医队伍状况更是堪忧。

　　二是医疗行业治理体系尚未形成，治理能力明显不足。目前，我国对医疗卫生机构的监管尚未真正形成“政府主导、多元举办、第三方独立监管”的三位一体治理架构，以及自上而下职责明晰、功能完备的治理体系，对医疗服务缺少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和管用的硬招实招。尤其是对民营医疗机构的监管，还停留在只审批不监管、重审批轻监管、不出事不监管、出了事再监管等原始粗放的监管阶段，在执行层面监管空白较多。医疗机构退出机制执行不力。

　　三是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突出表现在：信息系统开发几近无序，缺乏统一行业标准，存在着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内部信息化技术标准不统一问题，甚至同一家医疗机构内部等信息化建设标准不统一、不兼容，公司之间也相互设置技术壁垒，一些政府部门对此采取漠视默认态度，造成了资金上的巨大浪费和以后工作上的更大被动。

　　四是医养结合供给严重不足。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截止2016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2.31亿，占总人口的16.7%；65岁以上老年人1.50亿，占总人口的10.3%；失能半失能老人4000多万。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到202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

　　据中国产业调研网发布的2016年中国老年经济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分析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有养老服务机构3.4万个，养老床位551.4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25.43张，远低于发达国家50-70张的平均水平。

　　随着老龄化快速发展，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生活照料需求叠加趋势更加显著，目前有限的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以及彼此相对独立的服务体系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不足、市场发育不健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十分突出，迫切需要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与养老相结合的服务。

　　三、我国进入新时代医疗卫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策略，是“调结构、补短板、降成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医疗卫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重大判断，运用好“加减乘除”，着力在优化存量、引导增量、调整结构上下功夫，调整改善医疗卫生供给结构，补齐人才与能力、公共卫生服务、信息化建设等短板，增加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降低医疗卫生供给成本和价格，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调结构、补短板、降成本”。

　　（一）调结构。目前，医疗卫生资源分布总体呈现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平衡、公立强非公弱、西医强中医弱等特点，必须要逐步扭转和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结构上不合理的问题。

　　一是调整政策供给结构，将健康中国战略融入“万策”。为加大医改工作推进力度，针对近年来出台的业务性政策、单项性政策较多，而综合性政策、法规性政策、追责性政策、有效考评政策较少，比方说在“三医联动”问题上，要多出台一些让“三医”真正“联”起来的综合性、法规性、制度性政策，让相关部门不能不联、不敢不联、不敢联而不动、不敢动而不联，从根本上杜绝“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问题。真正像福建省三明市一样，从改革政府部门、政府职能入手，打破部门利益，真正实现“三医协调联动”。

　　二是调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资源结构。根据目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发展不充分的状况，充分发挥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制定“刚性”政策措施，从初始端就保证资源配置到位，确保人、财、物合理配置，尤其是资源增量，拿出硬招实招，保证向基层、向农村、向资源薄弱的地区倾斜到位，要拿出让资源配置者终身追责、不敢不配置到位的硬招。

　　三是调整公共卫生与医疗之间的资源结构。预防为主是卫生与健康工作的方针，要逐步改变多年来形成的重治疗轻预防的错误观念，制定确保把预防为主、预防为先落实到位的政策措施，保证资源优先向公共卫生服务倾斜，实现从以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以预防为中心的根本转变，否则病人越治越多和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四是坚持中医药文化自信，调整中西医结构。作为中医药母国、大国，要有充分的中医药自信和中医药文化自信。按照“中西医并重”工作方针，突出“并重”要求，制定“并重”标准，加大对中医药的投入力度和扶植力度，提高中医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卫生经费的占比，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养生、保健、康复、治疗、治未病等方面的优势作用，从根本上实现“并重”。绝对不能让“中西医并重”只停留在口号和文字上，必须要有“并重”的标准、数量、质量上的硬要求。

　　五是优化社会力量办医，调整公立与非公立医疗机构结构。目前，虽然非公立医院总数已经占到我国医院总数的56%以上，但服务能力、服务人次与机构数量不匹配。在保证公立医院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要不断调整和优化公立医疗机构与非公立医疗机构数量结构。

　　促进社会力量办医，不仅表现在机构的数量上，最重要的是要抓好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等内涵建设上，要进一步优化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数量，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服务能力和美誉度。为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创造公平环境，在人才、科研、经费等资源方面给予非公立医院同等政策待遇。

　　（二）补短板。“木桶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木桶盛水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关键是要补齐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卫生计生人才、服务能力、中医药服务、信息化建设、医药质量、医养结合等这些短板。

　　一要补齐基层服务能力和人才匮乏短板。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基层硬件建设，深化基层综合改革，促进基层医疗共同体建设，完善长效运行机制，加大对基层财政投入力度，调动人员和机构的积极性，重点保障老少边远贫地区机构正常运转。

　　另一方面，改革医学教育体系，调整专业设置、优化专业结构，通过村来村去、乡来乡去、县来县去、市来市去等办法，加大基层急需人才的培养力度。再一方面，通过鼓励二级以上医院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点执业，通过远程培训、远程会诊等，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采取包括津贴、住房、职称、晋升、继续教育、子女教育就业等有效措施，促进二三级医院医务人员向基层流动，确保医务人员“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

　　二要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板。公共卫生服务是一项被实践证明“投入一分、收获十分”的非常有效的卫生保健措施。在资源和要素配置上，要制定鼓励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服务的奖励扶持政策，真正把公共卫生服务的优势和地位凸显出来，而非仅仅是“非典”之后的“事后诸葛亮”和“权宜之计”，要不断公共卫生投入和供给力度，充分体现“预防为主”工作方针；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经常性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利用全媒体，有效传播卫生保健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提高个人保健能力，从根本上预防疾病发生，这才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之道。

　　三要补齐中医药短板。要正确理解和落实“中西医‘并重’”的工作方针，按照“并重”要求，落实好《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通过增开中医药院校、在院校中增设中医药专业、扩大招生规模、免学杂费等，医务人员都要学习和掌握一定的中医药知识，更多培养中医药人才。保护和开发中医药品种，普及推广中医药治疗适宜技术，发挥中医药辩证施治和简便验廉等优势。让中医药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并通过“一带一路”广泛传播，造福于世界人民。

　　四要补齐药品生产质量和研发创新能力短板。按照《“十三五”期间药品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要求，尽快完成仿制药品一致性评价，加大新药研发投入和力度，调结构、去产能，解决好生产和流通领域中小企业过多、产能过剩和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五要补齐综合监管短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的要努力在综合监督制度上取得新突破要求，加强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整合行政执法资源，强化综合监管职能，加强综合监督体系队伍建设，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的监管，建立医疗机构退出淘汰机制，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多元举办、第三方独立监管”的医疗卫生治理体系。

　　六要补齐信息化建设短板。按照技术标准统一制定、经费统一使用、服务平台统一建设原则，构建全国人口与健康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互联互通。深挖医疗健康产业大数据价值，用信息化手段支撑和深化医改，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向下有力、有序、有效流动，推进城市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立与非公立医疗机构、综合医院与专科医院、中医医院与西医医院、医疗机构与卫生机构、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提高群众获得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和医疗服务的整体效率。

　　七要补齐医养结合短板。要发挥好政府在制定规划、出台政策、财政投入、规范市场、营造环境等方面的引导作用，统筹各方资源，创新服务供给和资金保障方式，激发各类服务主体潜力和活力，提高医养结合服务水平和效率。对有需求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以机构为依托，做好康复护理服务，着力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通过医养有机融合，推动普遍性服务和个性化服务协同发展，满足有需求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需求。

　　（三）降成本。随着医改的推进，医院的补偿机制和补偿方式发生了变化，节能降耗、减少排放，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降低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成本成为医改的重点任务之一。

　　一是落实医疗机构功能定位。根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的功能定位、床位数量等要求，核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种类、编制、数量，尤其是要严格限制部门办、省（区、市）办等三级医院规模，充分发挥其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疑难急危重症救治等方面的作用，逐步与功能定位不符的人员编制、种类和数量。严格控制因床位规模过大、人员编制数量过多、功能定位不清等原因造成的医疗服务成本增加。

　　二是规范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推行临床路径管理，建立对辅助用药、医院超常使用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等的跟踪监控制度，促进合理用药。建立健全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临床用药综合评价体系。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医务人员个人薪酬不得与医院药品、耗材、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等业务收入挂钩。

　　三是强化医疗机构内控制度。加强对医院预算的审核，强化公立医院的成本意识。提高公立医院病案、临床路径、药品、耗材、费用审核、财务和预算等方面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控制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减少医疗浪费。

　　四是从根本上逐步解决药品（耗材）虚高价格。对临床用量大、采购金额高、多家企业生产的基本药物和非专利药品，以量换价。对部分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价格谈判机制。实施高值医用耗材谈判机制和阳光采购机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鼓励优先采购国产高值医用耗材。

　　五是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逐步对统筹区域内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及其所有病种全面实行支付方式改革。强化医保基金收支预算，建立复合型付费方式，逐步减少按项目付费，鼓励推行按疾病诊断相关组（DRGs）付费方式。完善并落实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的谈判机制，发挥各类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行为和费用的调控引导与监督制约作用。

　　六是转变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坚持“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理顺医疗服务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药品耗材费用等，合理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切实落实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各项投入政策，保证医保基金按规定及时足额结算，提高医疗费用结构合理化程度。

　　七是构建分级诊疗体系。通过建立医疗共同（联合）体，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和布局，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动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新模式，引导患者合理就医，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和整体效益。

　　（作者:魏子柠，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医改专家）

　　【主要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精神，2016年8月19日。

　　4.2015年、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等。

　　5.《中国医院竞争力报告（2016）》。

　　6. “十三五”规划医药行业展望：加大供给侧改革。

　　7.《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报告（2015）》余鲁林、温再兴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

　　8.岳泽慧《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队伍建设的提案》，中国政协网，2015年3月5日。

　　9.《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缺乏问题亟待重视和解决》，巴中政协网，2014年6月9日。

　　10.辽宁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相关网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