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得到发展的民营医院是否该“背锅”？后疫情时代，民营医院又会面临哪些挑战？

　　即便没有疫情这只黑天鹅，社会办医本身也已经日渐艰难。

　　近年来，卫健委出台各种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犹如一阵春风，为行业带来了一阵暖流，资本也开始追逐。在政策和资本的双重加持下，社会办医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民营医院因为本身存在的缺乏信任与安全等痛点变得举步维艰。

　　而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则无疑是雪上加霜。一大批民营医院因为现金流问题，抗风险能力大大减弱。与此同时，公立医院在抗疫中的突出表现，也让民营医院相形见绌，并一度被指是“逃兵”。尚未得到发展的民营医院是否该“背锅”？后疫情时代，民营医院又会面临哪些挑战？

　　8月22日，在医疗大健康产业战略发展论坛暨新沪商医疗大健康产业联盟成立仪式上，围绕着“医改大背景下，民营医疗产业的突破之路”，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执行理事长蔡江南，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郑永刚，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杰，香港希玛眼科集团执行总裁李肖婷，东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总院长李爱川，冬雷脑科医生集团创始人宋冬雷，圆和医疗执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白桦携手进行了深度对话。

　　抗疫“逃兵”？

　　2020年，新冠疫情所带来的黑天鹅效应给很多行业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是线下体验的行业。而民营医院的日子，同样不好过。

　　艾力彼的一项疫情期间医院运营调查显示，88.6%的医院在疫情期间出现现金流压力，50%的医院现有资金支撑不够2个月。而社会办医在短期资金的补充上，渠道更为匮乏，抗风险能力更低。

　　疫情之下，社会办医医院中有29%的医院没有短期资金来源，仅有23%的医院可以获得银行贷款，9%的医院可以从投资人处获得追加投资。

　　此外，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大型公立三甲医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但占中国医院总量六成以上的2.1万家社会办医院却声音微弱，一度被部分人指责为“逃兵”， 没有参与抗疫。

　　但实则不然，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曾表示，截至4月1日，全国有113家社会医疗机构成为政府定点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和集中隔离医院，提供总床位数达11690张。

　　对此，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蔡江南指出，要警惕对于疫情做出的逆向反思。“逆向反思就是看到了在疫情当中，依靠公立医院的力量最后扑灭了疫情的大火，很多人就认为，民营医疗在疫情当中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我们干嘛还要民营医疗？”他说，“民营医院由于还处在成长的发展过程当中，因为很多的政策、习惯、观念上一些制度的约束还没有长得足够大，因此不足以发挥作用，但不能反过来说民营医院不重要。”

　　在蔡江南看来，尽管当下社会办医在医疗服务的市场份额占比还不足20%，但未来会有各自占到50%的一天。

　　而在此次疫情当中，也有社会办医企业逆流而上，上海冬雷脑科医院便是其中之一。其创始人宋冬雷表示：“医疗需求是刚需，患者还会回来。有实力、有口碑、有能力的医疗机构不缺市场，现在是一个等待的过程。”

　　对于后疫情时期，社会办医该往何处去？香港希玛眼科集团执行总裁李肖婷有着她的焦虑，并称在过往几年特别明显。“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个感觉，不管是医生办院，还是企业家办院，疫情可以让大家重新回想办医院的那份初心是什么？这个是所有从事医疗工作的人必须重新去反思和回看的一点。”

　　同时，她指出，医生资源紧张带来的当下对于医疗专家的争夺战，反映出了国家层面必须重新重视对医疗人才的培养制度。“而医患关系的紧张，各种诱惑也好，医生整体不管是从收入，社会的尊重度，还有未来生活上的一些挑战，能不能让医生由心而发的投入到他的医疗事业，这是疫情之后的一大挑战。”

　　还有便是医疗人才成本的问题。李肖婷称：“中国的医疗人才成本整体现在是越来越高的，但是我们的收费体制又是在国家的体制之下。在民众不太能接受高端的收费体系，而民营医疗的成本过高导致利润率过低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把资源真正用到患者身上，可能也是疫情之后的另一个挑战。”

　　三大痛点掣肘社会办医发展

　　从2009年开始，中国相继颁布政策鼓励社会办医。但在东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李爱川眼里，真正利好的政策文件是从2010年的58号文件为起点的。彼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8号。同一年，李爱川创办了第一所综合性医院。

　　2016年，《2030规划纲要》发布后，踏着政策的东风，中国民营医院在这近五年中发展迅速，并受到了资本的“疯狂”追捧。“据统计，全国带有医院两个字的是34000家，公立医院是11940家，民营医院占了64%，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李爱川说道。但如今，在这超6成的规模下，社会办医的发展之路却步履维艰。

　　李爱川指出，从服务量上来分析，2019年，社会办医才占了总服务量的14.8%。“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社会办医很难。”他说，“我们面临的困难，第一个是以医生资源为代表的技术；第二个是政策，包括医保政策；第三则是部分机构诚信缺失带来的行业信任问题。”

　　对于医疗机构而言，医生永远是最核心的资源，但高质量的医生资源往往掌握在公立医院手里。圆和医疗执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白桦称，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最大的困境便是资源，主要是医生和专家。

　　为解决医生资源不足，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以及保障医生权益，延续了近20年的《执业医师法》修改已于今年列入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在李爱川看来，多点执业真正的落实还需要一段时间，医疗技术人才依旧是社会办医发展的重中之重。

　　而除了上述政策之外，近些年医保政策的放开也在推动着社会办医的发展，但却稍显乏力。冬雷脑科医生集团创始人宋冬雷表示，医保不管对于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而言非常重要，但是目前医保在对接上还有很大的问题，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有的地区可以医保报销，有的地区却不行。”

　　2017年9月底，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全面启动、联网运行。但在一些城市，都限定了只能是在三甲医院。“在我接触的患者中，有一半的病人回去是可以报销，但有一半，哪怕是在国家定点的三甲医院，人家也照样不认。”宋冬雷说道。而有能力接诊治疗的民营医院，便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即如何接诊社保患者。

　　当下，商业保险的兴起正在逐步发挥其作为医保补充的角色，但宋冬雷表示截止目前，商业保险只认高端医疗机构。“如果患者用了医保再加上特需服务它不认，很多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条款里面，有一条保险生效的单位必须是二甲以上的公立医院。到目前为止跟我们签约的那么多保险公司里面，只有泰康医疗保险把我们列入了不管是商保也好，还是医保服务也好，都可以支付。”

　　诸多难点，成为了社会办医近些年发展道路上的掣肘。而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则让不少民营医院雪上加霜，有业内人士指出，即便没有疫情这只黑天鹅，社会办医本身也已经日渐艰难。

　　亿欧专栏作者—林怡龄

　　来源：亿欧大健康产业创新服务平台